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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2年前的今天，1967年2月11日 (农历正月初三)，“怀仁堂碰头会”被定性为“二月逆流”。
1967年2月11日(距今52年)至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又称“怀仁堂碰头会”。在这次会议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与会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针锋相对的面对面斗争。这场斗争被诬称为“二月逆流”。
这次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
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叶剑英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的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并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斥责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拿文件，穿衣服便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李先念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2月17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由于江青等人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6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同志，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加罪于他们。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恶浪，更大规模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宣布，由于“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