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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7日 (农历二月初二)，天津两幼童坠亡惨剧。
2017年2月27日晚，天津大悦城商场，两名儿童从中庭坠亡。有民警向记者表示，事发时两名幼童均由孩子的家长抱着，一个孩子坠落后，家长想要去拉孩子，结果失手导致另一个孩子也掉了下去。不过，案情细节仍有待警方的全面调查、披露。
但在网上，这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很多网友对痛哭的孩子家长表示同情、哀其不幸，也有热帖称，幼童父亲曾抱着孩子在护栏外往下探，还有热门评论指出，孩子父母的监护不力间接“杀”了孩子，还援引伊坂幸太郎的话说：“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 ”两种声音甚至成对峙、“互撕”之势，也抬升了此事的舆情热度。
有人急于要求追究家长的所谓“过失杀人罪”，认为这类惨案如果在美国，家长就要被判刑了。而之前，国内发生过不少未成年人受伤害的事件，但一般情况下，家长没被追究过“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罪”。问题来了：该对家长“追责”吗?
孩子出了伤亡，就嚷嚷“抓家长”，终归还是一种昧于中国法律、社会环境的民粹想法。
应该明白，民事上的“过错”和刑事的“过失犯罪”不是一个概念。未成年人的伤亡事件中，很多会存在监护人没完全尽到监护责任的问题，甚至是严重过错;但需要对这种过错上升到刑事处罚的高度吗?
从犯罪的构成要件来说，过失犯罪的主观心态是：“应当预见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这个“应当预见”的水平，其实是社会对当事人的强制规范，它是与社会环境、当事人的认识水平、职业责任等密切相关。
比如，前几年上海一名母亲极端不负责，给孩子洗脸时，用一团湿衣物捂到孩子头上，导致孩子窒息死亡，而被追究刑责。显然，她“应当预见”到这种对孩子的危险，是对孩子生命的极端不负责。
但更多的伤害案件中，家长的主观过失并没有那么大：一眼看不到，小孩子就摔倒了，这是在育儿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如果动辄要追究刑责，只会造成法律苛酷的结果。
大悦城这次坠亡事件中，关键要看家长抱孩子时有没有严重的过失，比如故意把孩子抱在栏杆外边等。要明白，过失犯罪的“应当预见”水平是与个人知识，以及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的看护水平相一致的。一些汽车文化发达的国家，会认为孩子没配汽车座椅，是一项恶意极强的疏忽，足以构成犯罪，但在中国就未必是这样的。
法谚有云：“法律不强人所难”。如果真要生搬硬套西方一些儿童保护法律的话，那么，中国很多留守儿童的家长都该坐牢。
对于这起事件，正常的法律人的思维应该是：作为经营方的天津大悦城，有没有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家长有没有尽到监护责任?而不是在案件被全面调查之前，就急于要求“抓家长”。
如果出了工伤，只会去指责工人“操作不当”，不去改进机床的安全保护措施，倒逼雇主加强安全教育，过去300年里这个世界就不会变好。孩子应得到社会的特殊保护，家长是第一责任人;但是，政府、商家、学校都应有义务促进未成年人保护水平的提升，家长的监护责任水平是与社会环境水涨船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