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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4年前的今天，1875年1月10日 (农历腊月初三)，民国奇人杨度出生。
一个人，从清朝到民国，拿过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光绪举人，中了榜眼，当过满清四品官;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又有《无耻黄兴》;怂恿袁世凯称帝，有《国贼孙文》又赞同孙中山共和;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和国民党;最后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信奉过君主立宪、三民主义，最后又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
如此一个复杂又传奇的人物，就是——杨度。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
杨度(1875年1月10日(距今144年)-1932年9月17日)，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他拿过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满清四品。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营救过李大钊，北伐时说毛泽东能得天下，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和国民党，最终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度祖先世代务农，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了伯父。
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
1895年，杨度21岁时，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
王闿运是一代国学大师，博通经史，尤其精通帝王之学。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之后，大有“功高震主、天下归心”之势，王闿运曾历数古代帝王诛杀功臣的故事，劝其当机立断，反戈一击，取清朝之天下。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一言不发，以茶水作笔墨，在书案上连连写下“妄、妄”。
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门还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不过他他醉心于王氏帝王之术，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终其一生，他都在寻找自己命中的“真龙天子”，立志要去辅佐帝王成就旷世大业。这也是他坚持君主立宪的一个原因。
1902年，杨度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反对，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1903年，杨度被保荐参加清廷“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不料有人向慈禧进言，称杨度与革命党人来往甚密，结果不光丢了官位，还被除名通缉，只好跑到日本去了。
1905年，他甚至为清政府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写了考察报告。说来可笑，杨度从未去过欧美，可是他捉刀代笔，写出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他也因此被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合保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成为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权威人士，也成为后来袁世凯的重要谋臣。杨度也找到了他一直寻找要辅佐的“帝王”——袁世凯。
1908年，袁世凯被清政府免职回籍，当时前往车站送行者寥寥无几，其中就有杨度，杨度还奔走于北京与袁世凯隐居的彰德洹上村之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杨度甚至认为，袁世凯就是可以助他实现政治理想的“天赐之人”。
袁世凯出山之后斡旋南北议和，杨度利用他在日本留学、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身份，帮助袁世凯分化南方革命党阵营，最终促成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也对杨度十分敬佩，曾命人送匾额一块，上书“旷代逸才”四个大字，真是极其场面了。
他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凯卒，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
杨度写下挽袁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他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被他拒绝，他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民国七年被特赦返京。
君主立宪失败后，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指东京时言)。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曾有传言称他北伐期间见到毛泽东后曾预言，得天下者，此人也。
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十六年(1927年)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十七年(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 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杨度于十八年(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单线联系。周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