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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34年前的今天，1284年6月26日 (农历闰五月十二)，黑死病的传说。
过去两千年里，三场大规模的鼠疫给世界带来了任何一场战乱或传染病都无法比拟的空前绝后的社会和经济动荡。 第一场鼠疫(542到543年间)发生在还是东罗马帝国都城的君士坦丁堡，它打破了查士丁尼一世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 第二场鼠疫肇始于1346年。 截至到1352年鼠疫消退，它让中古时代的欧洲和中东的人口在极短时间内从一亿减少到八千万。 这场被后世称作“黑死病(Black Death)”、“大灭绝(Great Dying)”或“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的浩劫给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的地球人口长期增长的进程横切了一刀，其造成的人口损失要一百五十年才得以恢复。 有学者认为这就是马尔萨斯预言中所说的大自然的调节机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大瘟疫不仅是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因素，更是打破马尔萨斯僵局的一个外生因素，为欧洲社会格局沿着全新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契机。
《捕鼠人》，Jan Georg van Vliet，17世纪
中古时代的人们对瘟疫的传染性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它的成因却一无所知。 多数人仍相信它是由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一些不干净的成分引起的。 今天，黑死病肆虐世界的六百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第二场大瘟疫是由第一场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中残留下来的微生物源引起的。 这些微生物源由西向东传播，在局部地区被保存下来，寄生在野鼠、旱獭和黑鼠等生活在中亚广大高原上的啮齿类动物身上。 感染上瘟疫的老鼠们跟随沙漠旅行商队，沿着贯穿亚洲和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从中亚里海被带到了克里米亚半岛。 在克里米亚，它们登上货船，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把瘟疫撒播到污秽肮脏、人口聚居的城市。 著名的“彩衣吹笛人(Pied Piper of Hamelin)”的传说很可能就是源自遭鼠疫重创的德国城镇。 相传1284年6月26日(距今734年)，德国城镇哈莫尔恩正值老鼠泛滥。 一位吹笛人来到这里并答应帮城里人驱逐这些老鼠，报酬是一千枚金币。 他用美妙的笛声将老鼠们催眠，把它们领到河边，老鼠们便排着长队乖乖地自投河中。 事后镇长却食言，只给了吹笛手五十枚金币，还嘲笑他异想天开。 吹笛手脸色一沉，再次吹起了他的魔笛，这回被催眠的不是老鼠，而是全镇的孩子们。 吹笛手把孩子们领进了山脚下的一个山洞，从此就消失了。 19世纪格林兄弟把这个传说写成了童话，还给它赋予了一层寓意：邪恶专门降临在不遵守诺言的人的身上。
黑死病和佛罗伦萨这座城市联系密切，这是因为佛罗伦萨在那些年里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因此黑死病有时也称“佛罗伦萨瘟疫”。 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乔万尼•薄伽丘目睹了当时的情形：“鼻血是死亡的前兆;男人和女人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的肿块，有的像苹果和鸡蛋一样大……肿块从这两处地方蔓延到全身;然后出现黑色斑点，尤其是手臂和大腿上，密密麻麻;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三日内必死，侥幸活着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里，把自己关起来，小心翼翼地苟活。” 瘟疫的传染性使人们相信唯一安全的措施是与病者完全隔绝。 病者固然是传染源，但人们并不明白真正的罪魁是他们身上的微生物;知识的匮乏使当时简陋的公共卫生措施如扬汤止沸一般无效。1374年威尼斯共和国命令所有即将靠岸的船只被拴在岸边，船员连同货物一起要在海上滞留四十天，以避免瘟疫的传入。 “四十”的意大利语是quaranta，英语中的“隔离(quarantine)”即由此演变而来。 不久，全欧的港口都效法威尼斯，“隔离”政策被推而广之，却无法阻挡瘟疫的大举入侵，原来老鼠们是沿着拴船的绳索上的岸。 由士兵们组成的防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严格限制着人们在城里的活动路线和范围，某种程度上控制了瘟疫的传播。 然而，有成员染病的家庭常常被困在房子里不得外出，导致原本健康的家庭成员也被殃及，因此死者数目有增无减。 相比之下，更有效的措施包括焚烧死者的病衣和被褥，将死者掩埋并喷洒碱液。 可悲的是，公众对疾病的无知致使不少外乡人成了散播瘟疫的替罪羔羊，这之中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对犹太人的怪罪和大规模迫害。 黑死病还给欧洲的社会和宗教面貌带来了变革：采邑制度开始衰落，劳动阶层的流动性增强，商人和工匠们的地位提高，从而促进了行会的建立;同时，罗马天主教廷在灾难降临时的束手无力使其在人心中的权威开始动摇，民众对基督教信仰开始失去信心。 十四世纪这场鼠疫的可怖情景被生动地记录在一大批艺术作品里，如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死神之凯旋》，薄伽丘的故事集《十日谈》，和加谬的小说《鼠疫》，更有二十世纪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